戴帆 : 一亿个机器人
戴帆（DAI FAN）的作品模糊了艺术与科技之间的界限，艺术启发着科技的灵感，科技赋予了艺术全新的可能。戴帆（DAI FAN）展现出二十一世纪的全新艺术图景，对全球当代艺术史有巨大贡献，通过他的作品对人类的生命、伦理、科技、社会、宗教产生新的视野和角度，也给思考这些人类重大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对于戴帆（DAI FAN）的研究和了解，随着时间的变迁在发生变化。
在近几年，作为机器人艺术的创始人和领袖，戴帆的名字一直与“宇宙”、“科幻”、“诡异”紧密相连，并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从将刑具化身为漂亮精致的玩具，到大量奇特的智能“机器人”。戴帆倡导使用的具有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程序制作的动态机器人作为艺术题材对象。有人会问“这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也可以被称为艺术？”，就连戴帆自己也曾说过“艺术拒绝阐释”。
或许，科学是未来的唯一宗教。戴帆的一亿个机器人
戴帆 : 一亿个机器人（Dai Fan : One Hundred Million Robots） • 海报 • 2017年
然而，U SPACE美术馆将开幕于9月20日的“戴帆 ：一亿个机器人” 展览试图带着观众走入戴帆前卫艺术的核心地带，揭示他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敏感特质，展现戴帆机器人艺术背后深沉而富于哲思的另一面。
正如艺术评论家Kesonvo Lrgfd在采访中所说“在这些作品中，戴帆以机器人的方式和人工智能的形式表达了艺术非人的一面”“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却流露出一种非常人性的、个人化的，甚至是诗意的特质，这种平衡与张力使得作品时至今日仍如此引人入胜。”
戴帆的艺术不是装置、不是雕塑，是机器人，这是和地心引律一样的要牢记的。
或许，科学是未来的唯一宗教。
戴帆不但创造出了在西方人眼中怪异的机器人形象，还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太空艺术”的风格和理论，并用同样名为太空艺术的展览和画册展示着他这一独特风格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这些产品或作品上，机器人有如他的签名一般。
未来的可能性更多地取决于技术和机器——而不是制度和观念——的变革上面。这使他完全偏离了观念史的路径“戴帆”如是提纲挈领地阐述自己的艺术：“当下，你经常被有些压根就是错误的事物激怒。而我之创造便部分源自这种情绪。灵感可能来自一种愤怒的情绪，也可以是对新观念的渴求，或者就是想要制造具有震惊社会的作品。”
或许， 科学是未来的唯一宗教。
小野洋子“床上和平运动”
作为艺术家的小野洋子，曾要求别人不要在谈论她作品的时候总是提到列侬。狂热歌迷把她看作拆散“甲壳虫”乐队并寄生于列侬名气之上的女人，但如果对小野洋子的艺术生涯有所了解，就知道这并非全部事实。
在1966年遇到列侬之前，洋子已经是纽约前卫艺术圈里一个具有鲜明自我特质的艺术家。她出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富有而恪守传统的银行家家庭，从小随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化在纽约和东京之间迁移，接受过良好的钢琴、歌剧等古典教育。少女时期她和家人回到东京，在战争环境里养成了后来被她自己描述为“agressive”的叛逆性格。1952年全家重新迁居纽约后，她进入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学习音乐，逐渐成为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并开始前卫艺术创作。通过第一任丈夫、日本实验音乐家一柳慧（Toshi Ichiyanagi），洋子认识了纽约先锋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 Milton Cage），由此和五六十年代相当先锋的激浪派（Fluxus）艺术运动有了亲密关系。她的名字开始被人和乔治·玛修纳斯（George Maciunas，激浪派创始人）、约翰·凯奇放在一起谈论。不过洋子并没有加入激浪派，据她自己说是因为要保持艺术观念的独立性。她有个工作室位于曼哈顿钱伯斯大街（Chambers Street）112号，在那里，从1960年后，她和作曲家拉蒙特·扬（La Monte Young）合作了一系列先锋表演，比如，洋子曾将画布剪碎丢在地上听任观众践踏。这些活动后来都成为研究激浪派的重要线索。
洋子也算生逢其时。在20世纪60年代，代表他者文化的“东方思维”（Oriental Thinking）、佛教禅宗，正和大麻药物一起，在西方的前卫文化艺术圈里风靡，并被赋予了反西方理性文明的诉求。1962年，洋子在东京以500册的极小印量独立出版了先锋诗集《葡萄柚》（Grapefruit：A Book of Instructions and Drawings），它其实是一件艺术作品，将一些打印着诗句和绘画的整洁小卡片组合起来，上面写着近似日本俳句的静寂而古怪的文字，诸如：“记录下雪的声音”，“想象天空中同时出现一千个太阳”，“做一个吞拿鱼三明治并吃了它”，等等。这种乌托邦式的、短暂易逝可行为表演的艺术表达后来被命名为“指示文字”，成为洋子的符号之一。关于诗集取名，洋子说那是她最钟爱的一种水果：“葡萄柚是橘子和柠檬的混合物，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东方和西方这两种文化的交汇，正是这样一种生活经历给了我关于宇宙力量的指示。”这是和那个时代非常合拍的一种聪明的表述。《葡萄柚》果然引起了激浪派的极大兴趣，乔治·麦素纳斯在他的AG画廊里展出了这件作品，并且，1964年又作为“激浪派系列”中的一本书公开出版。
但是真正让洋子成为纽约先锋艺术圈里关注焦点的，是1965年的行为作品《切片》。她在纽约卡耐基演奏大厅表演。观众被邀请上台，得到一把剪刀，随手剪碎这个女人的衣衫，同时也剪碎了她成名的壁垒——在我们后面的访谈中，洋子将之称为“blocks”的那种壁垒。
接下来的1966年，洋子最为人所知的“行为”是她和约翰·列侬的相遇。但其实在这一年，她还有另一件著名的概念影片：《No.4》，也被称作《臀》。摄像机以近距离拍摄了几个屁股，然后并列于4个屏幕展出，背景声音是这些屁股的主人以及那些想参与者的现场采访录音。作品发表30年后，一家全球著名手表品牌在1996年购买了版权，推出了“屁股手表”系列。
但是无论如何讲述她的艺术作品，人们还是宁愿记得一个以刺杀和死亡为结束的传奇爱情。很多人都知道，1966年11月9日发生在伦敦Indica画廊里的那个迷人的故事的开端：列侬爬上一架梯子，透过放大镜，看到了洋子留在天花板上的微小作品：“Yes”。他坠入对这个娇小而强大的东方女人的迷恋。1969年3月20日，离开各自的前配偶之后，他们在直布罗陀宣布结婚，那一年洋子35岁，列侬28岁。而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共同经历了“甲壳虫”解散、纽约同居和毒品事件。
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两个名字之间从此不再有清晰的分界线。就像1969年他们蜜月期间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里共同完成的那件反战行为作品——“床上和平运动”。两人在四周墙壁贴满反战标语的床上待了七天七夜，敞开门接受记者采访和拍摄，合身一体，面对全世界。
